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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的資格——《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十三條

證人的資格——《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十三條

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為證人

待證事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或者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作為證人。

【釋解】

本條是有關證人資格的規定。

本條的內容涉及證人的條件,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作為證人的情形以及對不能正確表達意思人的范圍的界定。

一、證人概說

證人是訴訟上的特定概念,證人是就其親身經歷或知悉的案件事實而向法庭作證的人。證人以了解案件情況為其基本特征,故此,在訴訟中的證人具有不可選擇性或不可替代性。民事訴訟活動本是主要涉及訴訟當事人解決私權利益紛爭的一種手段和程序,訴訟活動雖然由當事人發動,但引起的是國家司法審判權的行使。國家解決訴訟紛爭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社會生活、生產和經營秩序以及商品生產商品流轉的安全、有序地進行,司法審判權的行使是從國家公益和社會穩定的崇高目標為基點,從而使得任何可能對此審判權有效行使產生積極或消極影響的主體和活動都納入訴訟法律關系調整的范圍。證人作為訴訟法律關系上的主體,

其權利與義務的源泉正是基于這種緣由時產生的,其特點為:其一,這種主體資格的成立具有不可選擇性;其二,這種主體行為的作為受國家強制力所驅使;其三,這種主體資格的適格性具有普遍意義,即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社會生活中的任何一員都能夠作為或符合這種主體資格,從此意義上而論,任何社會特定的成員都實際享有這種資格,因為這種資格產生的基礎是一種現實的生活和社會實踐,而這種現實的生活和實踐活動都受法律所確定的原則和規范來調整。可見,只要一個社會存在國家和法律,那么,人們的行為規范都不得不受國家意志的制約和法律關系的調控,這樣,某一社會成員的行為一旦與某一訴訟發生關聯性,不過是從其先前所具有普遍意義上的主體資格得以現實化、具體化而已,使國家的司法審判權與某一社會成員的社會生活及實踐活動產生一種必然性的后果,這一種必然性的后果導致該社會成員從事一種訴訟上的規范行為成為必要和現實。因此,某一社會成員作為訴訟法律意義上的證人,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偶然性,從其必然性來看,它是由于社會活動具有現實性所決定的,正是因為這種客觀現實性,決定每一社會成員與法律上所規定的證人資格具有必然屬性的基本特征;從其偶然性來看,訴訟活動的發生是由于國家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特定社會成員之間矛盾沖突而引起的,這種沖突的主體、內容、時間、范圍和程度具有不特定性,這種不特定性的訴訟事件一旦與社會生活中的特定成員發生法律意義上的關聯性,那么,就特定和具體的社會成員而言,其實際享有證人資格的偶然性便有此而成為一種現實和必然。

在英美法國家,證人被作為廣義理解,證人是指在庭審或其他訴訟過程中所有提供口頭證詞的人,既包括當事人也包括鑒定人,甚至還包括精神病患者、兒童等。英美法認為不能僅以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就剝奪一個公民的證人資格。因此,證人的適格能力完全取決一個人是否能辨別是非和正確地表達事物,而對這一能力的判斷由法庭來進行審查。因此,英美法中的證人范圍是廣泛的。另外,從將人證作為證據方式來看,證人證言在英美法的證據方式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當今的美國,由于繼續運用陪審團審查方式,訴訟過程以證人證言為中心,證據幾乎都是證人出庭作證的口頭證言。

在大陸法系國家,證人是專指向司法機關陳述所知案件情況的第三人,即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因此,在適用范圍上屬于狹義上的理解,不包括當事人、鑒定人等。大陸法對證人的精神狀態及年齡并無嚴格限制,例如,僅以年幼為“不得令其具結或宣誓的原因并不影響幼年人的作證能力

二、證人的條件

證人的條件,是指證人以其親自耳聞目睹的案件事實向法庭作證的資格或能力。據此,證人應具備以下四個條件:第一,證人必須是就親自耳聞目睹的案件事實加以陳述的第三人;第二,證人必須具有不可選擇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指定性;第三,證人必須是對其所了解案件情況能夠辨別是非并能夠正確表達意思的人;第四,證人必須是親身感知案情并對其所作偽證具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根據對能夠具備證人這一資格或能力的界定,可以據此認為,當事人不能作為證人,因為證人應當是第三人;鑒定人不能充當證人,因為他們在案件中具有可選擇性和可替代性;在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者是否能夠作為證人,取決于他們是否親身耳聞目睹案件事實,并能否辨別是非和正確表達其意思,必要時應對其進行精神分析鑒定與測試。至于當事人的近親屬是否可以作為證人,其答案應當是肯定的,但是應當嚴格審查其證言的可靠性。而對法定代理人參加訴訟時,如果他原來親自耳聞目睹了案件情形,他能否兼作證人,其回答在原則上應當是肯定的,但同時要嚴格審查其證言的真實性。

大陸法系國家采取基本上對證人的年齡不加限制的作法。例如法國《民事訴訟法》第205條規定,除無資格的人以外,所有人都可以作為被詢問的證人。所謂無資格的人,按照法國法的規定,是指被剝奪公民權利的人。前蘇聯《民事訴訟法》第61條規定,有可能知道與案件有關的任何情況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證人。再如,意大利法對證人的年齡并不作限制性的規定,但是,基于特定環境以及尚不能被要求進行宣誓等原因所致,14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只有在被認為必要時,才受到法庭的調查。

在英美法中,比如美國對普通證人的基本要求是:第一,證人必須具有表達自己的意思并使事實裁判者理解的能力,即具有意思上的表達能力;第二,證人必須具備理解其負有說真話的義務,即具有理解其如實作證的能力;第三,證人必須就其親自了解的事實作證。這種“了解”主要是就自己親身耳聞目睹或親身感觸而言。另外,當事人、鑒定人也可以作為證人。在英國法中,作為一種總體原則是,所有的證人都同時具有作證能力和具有被迫作證性(、證人作證的資格與作證義務密切相關。在英美法系國家的一些學者看來,“我們的審判制度是建立在傳喚證人出庭作證的基礎之上的,作為一種通例,對所有的人來講,只要他有能力陳述事實,法庭就有權力要求他提供證言。凡是能夠提供證言的人都具有作證的資格。盡管對某一證人來講他可能不情愿作證,但是他將被強迫或者迫使他出庭作證。”因此,將證人資格與強迫證人作證的作法相聯系。

關于證人作證問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十分簡單,實踐中不易操作,存在很多問題,理論界和法律實務界反響強烈。為此,《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設置六個條文,以完善證人作證制度。

三、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的作證問題(對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的范圍之界定〉

證人的作證能力與其民事行為能力基本上是相適應的。根據自然人生長發育的不同年齡階段和智力狀態如何,可據此判斷某自然人是否具有作證能力即證人資格。與自然人即公民的民事行為能力不同的是,證人的實際作證能力主要取決于證人智力的發育程度或狀態,而并非完全取決于證人的年齡。

在英美法上,傳統的做法是,從法律上講,未成年本身并不能作為取消未成年人的作證資格的理由,但是,只要未成年人在生理上尚不成熟,以致于直接影響到其對客觀事物的正確感知、記憶和陳述,那么就可以取消其出庭作證的資格。在英美法中,一般對民事主體上屬于受限制行為能力人如兒童或弱智者是否能夠作證,沒有作硬性的規定。據此,證人的年齡大小與智力是否存在某種缺陷(但必須是并非完全喪失智能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并不影響其作為證人的資格。“對于一個兒童來說,他是否具有作證的資格并非取決于他是否達到了特定的年齡。這取決于在審理的法官眼里,該兒童是否具備理解講真話的重要性以及作偽證所造成后果。”因此,只要法官認為這部分人具有觀察、記憶和陳述其意思的能力并理解宣誓的性質和對作證所產生的后果,就能夠作為證人出庭作證。

在許多大陸法國家,立法并未直接、明確地對證人資格、證人的精神狀態與智力要求一并加以規定,而是僅作為不得令其具結(或宣誓)的原因,加之大陸法國家缺乏判例法的傳統,因此,就總體而言,在是否因證人資格受其生理缺陷限制問題上是缺乏明確性的。例如,日本《民事訴訟法》第190條規定,對法院而言,除另有規定以外,無論何人都可作為證人進行詢問。對此,有學者認為,在日本證據立法上,每個自然人都有作證能力,且不論其年齡、智力或精神狀態如何。德國和法國的民訴立法對此也未明確加以規定。但是,有一些大陸法國家對此有明確的規定。例如,西班牙的民法典將因生理上的缺陷作為證人資格具有普遍性的一種例外。它規定凡精神病患者或精神異常者,以及涉及到必須借助人的視覺或聽覺來判斷事物的案件中的盲人和聾啞人無作證資格。

我國訴訟法對證人的年齡沒有作明確的限制規定,而主要是從證人的智力狀況或者精神健康狀況來判斷證人資格的,這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做法是吻合的。例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2款規定:“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證人,不能作證。”顯然,那些完全喪失正常理智,大腦神經功能已完全失調的精神病患者則不具有作證能力;而間歇性精神病人,在一定的范圍內仍具有正常的思維、辨別能力,因此,其作證能力應與其智力狀態相適應。作為未成年人雖在客觀事物方面與成年人相比較,在心理素質上還不盡成熟,但是具體到某一特定的案件中,由于案情所涉及的待證事實的繁簡程度是相對而言的,那么,實質上,就我國《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正確表達意志”中的“正確”一詞也是相對概念,可以說該修飾詞義涉及到一個相對模糊的范疇。在實際判例中,甚至會出現雖不能那么“正確”地表達意志,但仍能辨別人物的性別、簡單的舉止、顏色的黑白、聲音的強弱、氣味的某種刺激等等這些簡樸的事物特征,有可能對某類案件事實的認定產生相當大的積極和輔助性作用。因此,證人的年齡因素只是相對概念,不能因某人為未成年人而一概認為其沒有作證能力。應當指出的是,我國《民法通則》所規定的不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因為無民事行為能力而導致無民事訴訟行為能力,就必然會造成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無作證能力的后果。這種邏輯推理是不盡全面的,也缺乏必要的立法根據和司法經驗,因為,就民事訴訟而言,凡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權益受到不法侵害,其訴訟行為由法定代理人代為進行,但是,作為證人則不同于當事人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證人陳述自己通過耳聞目睹所知悉的案件事實,他是由案件本身所決定的,證人具有不可選擇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判斷一個證人的作證能力的大小,以及對其證言采信程序的強弱,不宜簡單、機械地以一個年齡段為依據,這也就是說,一個證人所作證言的可靠程度不能因為他屬于10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就無端地認為其不如70歲或80歲的老人,同理推之,一個反應靈敏、頭腦清晰的70歲或80歲老人有可能作出的證言,在可靠程度上勝于一個年輕力壯的成年人。這就說明,對事物認知或體察的程度,在一些情形下與待證事實之間并無必然的聯系,就未成年人來說,主要應取決于未成年人的智力狀態與待證事實繁簡程度之間是否相適應。另外,除了完全沒有作證能力的人,不具備證人資格外,凡有作證資格的人,還應當具有與他所提供證言相適應的作證能力。為此,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28條規定,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態不相當的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可見,對于證人作證能力的認定,應當根據案件的復雜程度、作證能力對證人智力發育的要求程度,并結合有關證人的生理、心理、性格、習慣、受教育的條件和程度,以及證言形成的當時客觀環境因素,據情加以裁量。在年齡上,對證人作證能力一般不應加以嚴格限制,具體適用由法官在特定案件審理過程中,根據案件的難易、繁簡程度、待證事實對證

人認識能力的要求程度,以及未成年人的感知、辨別和表達事物的能力和心理發育狀況等諸種因素一并加以考慮,并作出適當的判斷和認定。

《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53條規定了證人的條件。《民事訴訟法》規定,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為證人。《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此?以細化,就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作為證人的情形作出規定,對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的范圍作出解釋。

在我國,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不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無行為能力人。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但是,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因此,從原則上來講,不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一般被視為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可見,在我國,不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并不當然取得證人資格。但是,由于審判實踐中的各種案情的紛繁性和解決社會糾紛的迫切性所決定,這一證人資格上的原則并不排斥在特定情形下,這種未成年人的證言具有某種程度上的證明效力或參考價值,這種特定證據的效力究竟如何,怎樣取舍,要取決于法官就特定案件的各種具體情形所形成的內心確信來決定,它亦屬于審判權的一種裁判效力。

【審判實踐中應當注意的問題】

在審判實踐中,當法官對兒童進行案情的調查詢問時,應盡量選擇那些為兒童所熟悉的環境進行,比如家里、學校、幼兒園等等;當兒童在接受詢問時,在場的人員不宜過多,最好讓兒童的父母或教師在場;由于兒童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主要限于形象性、直觀性、表面性和片面性所致,因此,對兒童的詢問應盡量采用簡明、易懂的為兒童所熟悉的語言,從而避免其對詢問所應表述的內容,在理解上似是而非以致于答非所問或難以回答。對此,應盡量造成使兒童能夠得以無拘無束地、主動地陳述有關事物的氛圍或場面,避免使用誘導性或暗示性的語言進行詢問。同時,對同一問題不得,反復進行詢問和作出進一步的提示性追問,以避免兒童過于受到某種程度的壓力和暗示而順從某種驅使作出妄縱性回答。當兒童陳述時,不應插話,要保持兒童陳述內容的連貫性,同時要留心觀察兒童有可能作出的某種手勢和表情;對兒童的陳述所作的筆錄,應如實體現兒童語言的風格,對有關手勢或表情也應作出相應的紀錄。因此,在審判實踐中,只有對這種特殊的證人,采用特殊的作證方式和采證方式,才能最終達到趨利避害,查實案情的目的。

【相關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節錄)

第七十條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

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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