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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合同糾紛案例評析

預約合同案例

【案例一】A公司與B公司棉花買賣合同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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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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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與B簽訂預約合同一份,約定:A向B預訂棉花20噸,13000元/噸;雙方應于2010年6月30日前簽訂棉花買賣合同,A向B支付定金5萬元擔保依約簽訂棉花買賣合同;若因一方原因導致未能在約定期限簽訂棉花買賣合同,則應按照定金罰則承擔違約賠償責任。至2010年6月,因棉花漲至15000元/噸,B公司表示除非A同意將價格變更為14500元/噸,否則將拒絕與A簽訂本約。A不同意遂提起訴訟,要求B公司按照定金罰則支付10萬元定金,并賠償其棉花差價損失4萬元。審理中,有觀點認為,因B公司的惡意違約行為,導致本約未能簽訂,若A再行向其他供應商購棉,則將多支付貨款4萬元,故A的訴訟請求應全額支持。法院經審理判決:B公司應當依約向A公司雙倍返還定金10萬元,并賠償4萬元可得利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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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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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本案中,在被告違反預約合同的約定而拒絕訂立正式買賣合同的場合,被告應承擔預約合同的違約責任。因雙方在預約中明確約定5萬定金系用于擔保棉花買賣合同之簽訂,該定金屬于訂約定金,故A公司應按定金罰則承擔雙倍返還定金的責任,因此法院判決B公司應依約向A公司雙倍返還定金10萬元是正確的。但應當看到,預約與本約在合同性質及效力上存在差別,預約層面上的機會損失因難以確定而不宜賠償,可得利益屬于本約層面上的損失范疇。因此,本案中所謂的4萬元屬于本約履行意義上的可得利益損失,不屬于預約的損失范疇。而法院卻將預約的機會利益與本約的可得利益等量齊觀,將4萬元差價作為預約的可得利益進行賠償,有失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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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可以延伸至目前不少領域的買賣合同,例如在商品房買賣市場中,因物價上漲發生爭議,認購協議雙方最終未能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的糾紛比較常見,認購方若請求開發商賠償房價上漲部分的可得利益損失,將難以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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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肖某與H公司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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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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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4日,肖某與H公司訂立預約合同一份,約定:肖某向H公司預定商品房一套,總房價112萬元;簽訂預約時支付定金2萬元;肖某應于2001年9月12日前到H公司售樓處與公司簽訂《內銷商品房出售合同》,否則作違約論。2001年9月11日,肖某帶著購房款前往H公司準備簽約。在簽約時,肖某發現合同文本中增加了11條補充條款(系遲延付款及交房責任等方面為主要內容的權利義務約定)。肖某與H公司為增加的補充條款是否刪除發生爭議,最后導致雙方未能訂立買賣合同。嗣后,雙方為定金問題協商未果,肖某遂訴至法院,要求H公司雙倍返還定金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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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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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H公司在事先未告知肖某簽訂的出售合同有補充條款的情況下,將包括補充條款的合同交與肖某簽訂,肖某對此提出異議,理由正當。一審判決H公司雙倍返還定金4萬元。H公司不服提出上訴。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H公司的補充條款未有失公平,導致未能簽訂《內銷商品房出售合同》的原因,是雙方未能對其內容協商一致,故均不存在違約行為,據此改判公司返還肖某定金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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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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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二審法院的觀點在于:預約定金具有履約定金性質,肖某與H公司均已履行預約合同的誠信談判義務,故無需適用定金罰則。此案的二審判決的意義在于,對于預約中的定金,我們應學會從違約定金角度分析預約定金。在一方當事人拒絕簽訂本約的情況下,有必要辨別拒絕簽訂本約是否違反了預約合同的誠信談判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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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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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在審判實踐中適用本條時,應當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一、注意區分預約合同與優先協議

買賣合同交易實務中,雙方約定的協議僅對一方當事人產生法律拘束力,該協議能否構成預約?舉例說明:A與B約定,在A出售挖掘機時,B可以80萬元的價格優先購買。該協議是否屬于預約?

有觀點認為,此類協議亦屬預約。我們認為,此協議類似于法國法上的優先性協議或者英美合同法上的選擇權合同,不能構成預約合同。理由有二:(1)優先性協議僅賦予一方訂立特定合同的優先權,只為一方當事人固定了交易機會,其與預約為雙方當事人固定交易機會的本旨不合。(2)由于B被賦予了買受挖掘機的優先權或者選擇權,A在任何價格出售挖掘機之前都必須向B發出要約,B在任何價位上均享有優先承諾權,故對B而言,只有權利而無必須締結本約或者為締結本約必須進行磋商的義務,此與預約的基本含義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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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預約與締約過失制度均有保證“本約”有效簽訂之價值,因此,兩者的確有頗多相似之處。根據締約過失理論之通說,“對于當事人而言,開始合同磋商即已經設立增強的注意義務,即已經設定特別結合關系,在因過失而違反這種義務時,當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即進行締約接觸的當事人,彼此對相對方負有在其領域內保護相對方身體或者所有權不遭受侵害的義務;對合同標的物或合同產生的特別風險作出說明,保護相對方免受“不當”合同損害的義務;以及在一定前提下不得無故中斷磋商的繼續協商義務。但是,締約過失制度與預約也存在一定區別,重要區別之一就是:預約是當事人對本約簽訂的預先安排,其可能包含違約責任的具體化等條款,固化當事人的違約責任,對其約束剛性更大;而締約過失則是法定的一種制度設計,適用于本約簽訂的整個過程,法律也明確規定締約過失方應承擔的責任范圍,其更多是對當事人在簽約談判過程中過失的一種事后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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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雖然預約明顯是處于本約的締約階段,但違反預約的行為與締約過失行為承擔的責任應是不同的,預約不產生締約過失責任,違反預約承擔的是違約責任,該違約責任可以事先約定;若未約定,則應以預約合同的情況由法官自由裁量。可見,違約方應承擔的賠償責任應較締約過失責任更為嚴重。究其實質,違反預約和締約過失,違約方承擔都是守約方信賴利益的損失,只是締約過失情況下,一般限定在守約方實際損失的范圍內(即其為締約付出的成本)。而預約合同可能已經對本約標的物、對價等作出明確的約定,當事人對本約的期待利益已經固化,違約方一旦違約,守約方的期待利益也隨之喪失,而由于時間的關系,守約方亦喪失了與他人訂立同類本約合同的機會,從而導致機會損失可能變為現實損失。當然,機會損失如何界定以及是否賠償,學界和實務界始終存在爭論,目前尚未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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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謂“優先性協議”,是指一方同意給予另一方訂立某一特定合同的優先權,一方只要決定訂立該合同,在向其他人發出要約前,必須先向另一方發出要約。參見尹田:《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頁。

②所謂“選擇權合同”,是指當事人雙方或一方依據合同享有在不同“被選事物”(如淸償方、式、給付類型、價格等)之間作出選擇的權利。參見董安生等編譯:《英國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1版,第43~44頁。

③④[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債法總論》,杜景林、盧湛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頁、第342~347頁。

⑤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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